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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是怎样提出的(上篇)
来源:《党史博览》2022年第2期  作者:彭厚文  点击次数: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向中外郑重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这一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不再寻求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变革,而是最终决定并公开宣布以革命战争的方式彻底推翻蒋介石国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这个口号提出之后不到两年时间,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就在人民解放战争摧枯拉朽般的打击之下崩溃了,一个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之而起。从此,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那么,“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是怎样提出的?在提出这个口号之前,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经过了一个怎样的演变过程?是哪些因素影响、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政策的演变?
全国性抗战时期,“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
      ■ 全国性抗战初期,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是值得赞许的” ■
      1937年7月全国性抗战爆发后,经历了十年内战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基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国性抗战初期,蒋介石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抵抗日本侵略和政治改革等方面都表现了较大的积极性。蒋介石主张“坚决抗战”,“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政治方面,蒋介石国民党也采取了某些革新措施,如建立了战时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团结各种爱国的政治力量献计献策,一致抗日。

      毛泽东曾说: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以及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基于蒋介石国民党的这种转变和进步,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及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是可以改造的,通过改造,奠定抗战胜利的基础,并为国共长期合作创造条件。因此,全国性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是长期的,不仅要与国民党合作抗战,而且要与国民党合作建国。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共产党不但要在抗日问题上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要在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新中国上同国民党合作。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几十年的合作,而不是一时期的合作或玩弄手腕。”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同样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汉奸,“和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不仅是我党策略上的改变,而且是带着战略上改变的性质,“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时期是很长的”。整个全国性抗战时期,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针。


      ■ 坚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维持独裁专制统治,不愿从根本上放弃其一贯的反共灭共的方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军对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轻,蒋介石国民党开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国民党顽固派除了在国统区加紧防范和镇压抗日民主力量,还在各地制造针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摩擦,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其后果最严重、影响最恶劣者,是在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包围袭击北上转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造成新四军的重大损失。
      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及行为,中国共产党站在自卫的立场上,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使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均以失败而告终。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仍然采取团结的政策,在揭露和批评国民党反共政策和行为的同时,坚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压力下,被迫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反共军事行为。同时,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局势发生了新变化,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国际上主要的反法西斯国家苏联、美国、英国,为着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希望国共两党搞好合作关系,以利于抗日战争的进行。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国共关系出现了缓和的局面。
      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重提与国民党合作建国的方针。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全国性抗战五周年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解决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上述表态是真诚的。1943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因为“蒋在抗战中有功,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所以我们应该“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
     “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当然并不意味着放弃与国民党的斗争,并不意味着放弃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政治目标。全国性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与国民党合作的同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发展人民力量,始终要求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始终同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对于战后建国的目标也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抗日党派合作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条比较曲折的道路,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需要面对更加艰难复杂的斗争。但因为它更符合人民的期待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不惜走一段弯路来实现自己的建国目标。
      ■ 执行“洗脸”而不是“割头”的政策 ■
      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专制统治,国民党统治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在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中,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下,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日军由河南一路南下,一直攻至贵州的独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大片国土沦陷敌手。蒋介石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急剧下降。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部队,则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在此过程中力量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21万党员、斗争经验丰富的强大的政党,领导着拥有9550万人口、91万军队和220万民兵的强大解放区,并在根据地和国统区的人民中获得了很高的威望。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自信地说:“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由于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此在中共七大上,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要以“我们”为主来建立新中国,在抗战胜利后建立的联合政府中中国共产党应该占据主导地位。中共七大明确提出了“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豪情满怀地宣布:“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要有这个志向”;我们要准备夺取北平、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但是,中共七大并没有排除抗战胜利后与蒋介石国民党合作、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一方面指出“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反对任何民主改革,中国存在严重的内战危险;另一方面也指出要留有余地,对蒋介石国民党执行“洗脸”而不是“割头”的政策。所谓“洗脸”,就是要求蒋介石国民党修改他们的错误政策,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进行民主改革,成立包括抗日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说:现在我们不能提打倒蒋介石,否则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总之,中共七大的基本方针仍是力争和平民主,坚决反对内战。
      但是,鉴于蒋介石国民党极有可能拒绝进行民主改革,拒绝放弃独裁内战政策,中共也做好了另一手准备。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我们总是要求蒋介石洗脸、改造,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抗战胜利后,力争和平民主
       ■ “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 ■
       中共七大闭幕后不久,1945年8月,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方面急于抢夺胜利果实,剥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对日受降的权利,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就原地驻防待命”;另一方面在8月14日、20日、23日从重庆连发三电给毛泽东,邀请其“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和解决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电报表示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通过和平谈判合作建国的姿态,语气甚是诚恳。8月20日的电报称:“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勠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蒋介石的电报发表后,全国人民对于国共谈判寄予殷切期望。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说:“这次抗战,我们是以全国一致的统一姿态开始的;现在胜利了,我们还应该以全国一致的统一的姿态来接受战果。这是每一个中国国民所希望的。”因此“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大公报》的社论中虽然有一些错误和糊涂的认识,但基本代表和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以政治方法解决国共两党矛盾,国共两党团结建国、和平建国的迫切要求。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和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局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分析,认为战后中国存在和平发展的可能性。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言指出: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和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上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
      毛泽东并且设想: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的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由于蒋介石利用其掌握了全国政权的合法地位,垄断了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会议确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毛泽东认为,这样的方针是符合中共七大精神的,因为“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随着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包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等六项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并作出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个宣言既是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基本政治方针和政策的一个表态,也是对蒋介石的邀请作出的一个正式答复,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和平谈判,并通过和平谈判,团结一致,合作建国。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派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并考虑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蒋介石国民党作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当时中共对谈判前景是比较乐观的,认为可能在谈判后,“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 “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 ■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开始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谈判。谈判历时40余天,主要围绕中共军队的整编、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的地位、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施政纲领等问题展开。谈判在解放区和国民大会这两个问题上没有取得协议,但在和平建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协议。在中共军队的整编问题上,双方的立场也接近一致。谈判最主要的成果,是“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
      10月10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首先确认了“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表示国共双方“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此外,《双十协定》“对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也有了初步的协议,给今后的圆满解决,开辟了成功的途径”。
      对重庆谈判的成果,中国共产党是基本满意的,认为它奠定了和平的基本方针,但同时也清醒地知道,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对于内战危险仍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对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的进攻,要站在自卫的立场上进行坚决的还击,战胜这些进攻。蒋和我亦和,蒋打我亦打,通过针锋相对的斗争来争取和平民主。
      为了落实重庆谈判的成果,并进一步解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在国内外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下,1946年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对于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准备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中国共产党方面派出了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召开的当天,国共双方同时下达了停战令,规定至迟在1月13日午夜,双方军队应在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周恩来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代表团致词,表示:“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并表达了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期待和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就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
      ■ 中共作出了一些重要让步 ■
       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民主同盟等民主力量,力求达成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协议。同时,为了使协议能够得到包括国民党、民主同盟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的接受,中国共产党在不放弃自己基本政治立场、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也作出了一些重要让步。如在宪法草案原则问题上,接受英美式的初期民主;在政府改组问题上,同意国民党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占1/2,在行政院占大多数等。会议历时22天,于1月31日闭幕,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五项协议。从五项协议的内容看,虽然它们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目标有差距,但如果这些协议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可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和解放区可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国可以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因此这些协议有利于和平民主建国。
       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对于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充满了乐观的期待。
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是满意的,对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前景也是乐观的。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结果”,“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2月9日,毛泽东在与美联社记者谈话时表示:“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准备履行政协决议,与国民党、民主同盟等建立联合政府。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周恩来来电提出的我方参加宪草审议、国民政府委员会及行政院的人选: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及何思敬五人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中共中央还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准备由延安迁往江苏淮阴办公。3月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欢迎军事三人小组成员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的晚会,毛泽东与张治中交谈。张治中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当时,中国共产党设想在政协决议实施后,转变斗争方式,主要利用议会讲坛与国民党开展斗争,走一条长期的、曲折的道路来争取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全面内战爆发初期,站在自卫立场打退蒋介石的进攻
       ■ 蒋介石国民党为何执意发动全面内战 ■
       由于政协决议动摇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诺亚体育入款优惠:因而他们是不满意的,政协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就开始采取各种行动破坏政协决议。1946年2月4日,国民党举行中央委员谈话会,“出席会议发言之委员……均反对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而尤攻击宪法草案”。2月10日,重庆各界人民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重庆党部主委方治等人,指使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等民主人士,酿成较场口事件。由于反对政协决议成为国民党内的主流,在3月上、中旬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公开表示政协会议所通过的修改宪草原则“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因而“我们要把握住重要之点,多方设法来补救”。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推翻政协宪草中各项民主原则的决议及其他多项反共决议。蒋介石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破坏,成为国共和谈最终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的当天,毛泽东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提出:“如果蒋介石坚决要修改宪法原则,我们便须考虑是否参加政府及是否参加国大的问题。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此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提出这两份名单。经过多方艰辛努力达成的政协决议,最终胎死腹中。
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国民党虽然迫于各种压力,再加上自身面临着难以摆脱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因而寻求以非战争的政治方式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企图实现对他们有利的所谓政令军令的统一。但同时,由于他们掌握了全国政权,具有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美国经济和军事的援助,拥有一支在数量和装备上远远超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军队,因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而对自己的军事实力过于自信。当时国民党军政部长陈诚多次公开宣称,国共兵力不成对比,六个月内可以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1946年6月17日,蒋介石也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扬言:“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正是这种盲目自信,使得他们在通过谈判手段不能达到自己满意的结果时,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 中共:“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
      1946年6月26日,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全面内战爆发。全面内战爆发初期,中共一方面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迎战,于7月20日发布《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号召“全党同志和全解放区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国民党仍然留有很大余地,并没有认为国共关系已最后破裂、争取和平民主的希望已彻底丧失,因而是站在自卫立场上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进行反击,希望通过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来实现和平民主。同时,继续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谈判,力求达成和平民主建国的协议。
早在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冀鲁豫、晋绥、晋察冀、山东等关内各大军区领导人,提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6月25日,中共中央又致电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林彪,指出:“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提出中国反动派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向解放区及人民大众发动进攻,但中共坚决反对内战的基本立场始终未变,中国人民的任务仍然是争取独立民主,反动派的企图终要失败。宣言指出:“我们一定要打败中外反动派的一切反动企图,我们一定要实现独立、和平与民主,我们一定要实现停战令、政协决议与整军方案。”
       因为是以争取和平民主为目标,所以中共最初将打退蒋介石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战争定性为自卫战争,以战略防御、后发制人为主。1946年7月6日,中共中央在给各中央局及谈判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电报中,提到中共的策略方针时指出:“对国民党军队,则看彼方态度,彼打我亦打,彼停我亦停。”在此前的另一封电报中,中共中央也曾指出:“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这种自卫的立场,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主要的直接的目标还是争取和平民主,而不是打倒蒋介石国民党。
      全面内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仍然在继续进行,中国共产党仍然在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民主。中共中央在前述给林彪的电报中告知:“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同时,毛泽东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他们朝着“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工作”。谈判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主要是:(一)立即实行全面长期无条件的停战;(二)按照政协决议改组政府,解决军事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1946年9月初,周恩来在上海同民主人士谈话时说:“我们仍主张无条件停战,照政协办事。”全面内战爆发的前三个月,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按照这种立场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
       ■ 中共“以打逼和”背后的原因 ■
      全面内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仍然以争取和平民主为目标,希望以打逼和,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都取得了积极成果,全国人民对于国共两党合作、实现和平民主建国寄予殷切期望。
      第二,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自1945年12月来到中国,一直在国共两党之间充当调停人,对于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定以及促成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美国政府基于意识形态和防范苏联插足中国的考虑,对待国共两党的基本政策是扶蒋反共,在抗战胜利后给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全面内战爆发后,马歇尔没有立即放弃对国共冲突的调解。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的谈判也不可能一下子破裂。
      第三,实行独裁内战政策,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本质,但这个本质的暴露需要有一个过程。在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充分认清这个本质之前,中国共产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出最大的让步,以争取和平民主。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虽然在抗战时期得到了大发展,但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仍相差悬殊。军事方面,国民党有正规军500万人,其中拥有完全美式装备的有2个军10万人,拥有半美式装备的有36个军约120万人。另有地方团队及收编的伪军约200万人,收缴有日军约100万人的装备。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总兵力为127万人,装备基本是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经济方面,国民党虽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掌握着中央政府,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大中城市,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财政税收的来源,而且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口和面积都只占全国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在农村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基本上没有大中城市,在物质上得不到任何外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对于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彻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并没有足够的把握。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一生中,有两件事曾经难以下决心,一件是发动抗美援朝战争,另一件就是“1946年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之所以难以下决心,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把握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毛泽东担心在不能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情况下,与蒋介石国民党陷入长期战争,而这对于没有外援,又只占有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不利的。中国共产党当时要尽力争取和平民主,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不仅突中国共产党自己对于打败蒋介石国民党没有足够的把握,全国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其他的中间分子,也被国民党暂时的、表面的强大所迷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在这些人中间,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国民党打不垮共产党,共产党也打不垮国民党”,“谁也消灭不了谁”。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虽然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但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打败蒋介石国民党也没有信心。斯大林甚至给中国共产党打来电报,阻止对国民党进行自卫反击,危言耸听地说如果内战爆发,中华民族会有毁灭的危险。
全面内战爆发三个月后,事情开始起变化
       ■ 扭转战局的“三个胜利” ■
       然而战争的进程出人意料。全面内战爆发后,虽然国民党军队凭借其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占领了解放区的100多座城市,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扬长避短,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中原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在国民党军发动围攻后,胜利地实现了突围,不仅保存了主力,而且在鄂豫陕、鄂西北等地开辟了新的根据地,牵制了程潜、刘峙、胡宗南等部国民党军的大批主力,减轻了其他解放区的军事压力。这一胜利“关系全局甚大”。
      中原围后不久,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队6个旅和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万余人。
      9月上旬,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定陶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个多旅1.7万余人,并生俘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师长赵锡田。定陶战役胜利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已初现曙光。9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蒋军必败》,指出定陶战役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定陶战役胜利后,陈赓等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及太岳军区的地方武装,于9月下旬在山西浮山城附近包围歼灭了胡宗南部整编第1旅4000余人。这一胜利更增强了毛泽东战胜蒋介石国民党的信心。除传令嘉奖作战部队外,他于9月25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及林彪、李富春等,指出:“不管淮阴、菏泽、集宁甚至其他某些要地已被或将被敌占,我野战歼灭敌四五十旅是完全可能的(七月至今已歼二十个旅)。只要此目的达到,局面即将改观。”
      ■ 毛泽东的“三个月总结” ■
      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总结全面内战爆发以来三个月的战况,指出:7月20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7、8、9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他在指示中说:过去三个月中,我军已歼敌25个旅。蒋介石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全部正规军大约有一百九十几个旅,其中约有半数担任守备,能够用于野战的机动兵力不过半数多一点,而且这些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后,又需要以一部至大部担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在今后三个月内外,我军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25个旅。完成这一任务后,“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转入进攻后,“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题为《三个月总结》。在解放战争的进程中,这个指示是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三个月的战争过去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看到了战争胜利的曙光。“我军能够战胜蒋介石”,到这时已经不再是为鼓舞全党和解放区军民信心提出的带有宣传性质的口号,而是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于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确实已经有了相当的把握。不仅如此,它还表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于战争的目标已经不仅限于打退蒋介石的进攻,而且产生了更加长远的规划和考虑,这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由防御转入进攻,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由于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一面发展,战争过去三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已经看到了战争胜利的曙光;由于国民党军队违反停战协议,侵占了解放区的大量城市,人民的利益遭受了严重损害;同时也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在美国的支持下坚持独裁内战政策,“国民党区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对于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互相勾结,发动内战,压迫人民这一种情况的认识,很快地提高了。关于马歇尔调解是骗局、国民党是内战祸首这些真理,明白的人已日益增多。广大群众在对美国和国民党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我党的胜利”。至此,中国共产党对于与蒋介石国民党和平谈判的方针政策开始发生原则性的变化,这就是由全面内战爆发初期的主张无条件停战改变为有条件停战。
      ■ 由无条件停战到有条件停战 ■
从1946年6月26日到9月初,中国共产党由于仍以争取和平民主为目标,因此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一直主张立即实行全面长期无条件的停战。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中提出制止内战的四项主张,呼吁“立即重新发布全国(包括东北)的停战令”,并“重开政协,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7月26日,周恩来向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提出改变当前局势的两项办法:(一)马上实行全面长期无条件的停战;(二)改组政府,按照政协原则处理地方行政。希望马歇尔向蒋介石转达。8月1日,周恩来在同马歇尔会谈时,就阻止内战蔓延问题又提出“立即宣布在全国停战”、军事问题同政治问题一道解决等办法。9月初,周恩来在上海同民主人士谈话时说:“我们仍主张无条件停战,照政协办事。”
      但蒋介石国民党倚仗暂时的军事优势,一直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要求,企图通过扩大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或者逼迫中国共产党接受他们提出的苛刻的谈判条件。8月6日,蒋介石国民党通过司徒雷登提出五个条件,要求中国共产党接受。它们是:(一)让出苏皖边区;(二)让出胶济线;(三)让出承德和承德以南地区;(四)10月15日以前在东北让出除黑龙江、兴安省和嫩江、延吉以外的地区;(五)在山东、山西退出6月7日后占领的地区。对于这些蛮横无理的要求,中共中央的答复是:“蒋的五条绝对不能接受。”在此情况下,内战日益扩大。
当战争进行到9月初的时候,军事形势和政治形势都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一面发展。对于这种变化,当时国民党没有意识到,国内的其他政治力量也没有意识到,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意识到了。因此,中国共产党并不急于停战了,开始考虑把重点放在通过战争“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
       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逐步改变了无条件停战的主张。9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出:“无条件停战之要求,现在已感不适宜,蒋军已占我二十余县,其中有承德、淄博、台儿庄等要地,无条件停战可使蒋军获得休整以利再战,而我则不能恢复失地,因此必须开始考虑改变此要求。”他提出现在对于停战必须是有条件的:“(一)蒋军退出被侵占之解放区。(二)蒋军从东北、华北、华中、西北撤退二分之一开往华南各省,方能保证停战之后不再打,否则无保证。”9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并叶剑英电,提出:“一切按照今年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解决问题。如国、美进行和平攻势,我们即提出双方退至一月十三日前的位置。”10月4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提出:“须将过去无条件停战口气改变为恢复一月十三日地区与军队原状,以保证停战后不再破坏。这一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皆不能谈。”
国共双方军队退至1月13日停战令发布前的位置,按照政协决议解决问题,这是全面内战爆发三个月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形势提出的谈判条件。中国共产党从主张无条件停战到提出有条件停战,说明时移势转,国共双方面临的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当时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气势正盛,蒋介石国民党基本上没有意识到发生了这种重大变化,无条件的停战他们都不愿接受,有条件的停战他们更不愿接受了。因此,蒋介石国民党就这样错过了历史进程提供给他们的一次又一次机会,不可避免地一步一步走向了垮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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